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改良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激进主义立场和悲观主义态度，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动理论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总体性哲学体系，在批判理论的重建方面产生了世界性的重大影响。哈贝马斯批判地继承了阿多诺等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主张用交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从而重建理性在人类生活世界中的基础性地位。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是建立在交往理性论、公共领域论、语用论三种学理基础之上的。

哈贝马斯认为，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批判理论之所以陷入悲观论的死胡同，关键在于传统的批判理论的理论基础是主体意识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理性观。原有的批判理论只是表明理性在工具行为中的绝对化已经成为野蛮的工具理性，却没有揭示岀理性的解放潜能。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抛弃主体意识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理性观，不以自我反思的主体意识作为出发点，而应以一个说话者和至少一个听者构成的互为主体关系为基础的言语行为和交往行为为出发点。这种理性的转移，不再把理性理解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的能力，而是运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能力，即用交往理性取代了工具理性。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是哈贝马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这本著作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角，探讨了自由主义模式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发展、瓦解的历史及其社会结构、政治功能、观念与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为，最早的“公共领域”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的广场集会。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则诞生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内部，它们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一种理性、批评性的公共辩论，主要场所是各种沙龙、咖啡馆、剧场等。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公共领域具有脱离国家控制和市场操纵的相对独立性，是介于私人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活动空间。在此领域，公民可以自由表达和沟通意见，也可以对公共事务进行批评。公共领域是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大众传媒是发挥公共领域作用的重要一环。然而，现代大众传媒的普及所导致的公共领域在近代的最后一次转型，却带来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再封建化”，它的后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媒的渗透使得公共领域承担起广告和政治灌输的职能，国家和社会不断侵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逐渐趋向融合。其后果之一，就是传媒的民主功能的下降。现代大众媒体日益为意识形态所操纵，为资产阶级利益所控制，政治利益理性取代了大众话语。同时，传媒的不断商业化使得公共领域被广告所“劫持”。这一切都使得公共领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处境。对此，哈贝马斯本人对公共领域在当代的重建问题持有某种程度上的悲观立场。

哈贝马斯放弃了笛卡尔以来主客对立的意识哲学，转而从语用学转向中获取了灵感。语用学摆脱了意识哲学的束缚，认为主体是通过语言媒介和其他主体的互动形成的，而不是在和客体的对峙中形成的。借助于语用学范式，哈贝马斯用交往理论取代了认识论哲学。

总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产生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和学术影响。对传播研究而言，他关于公共领域的硏究、对交往理性的强调，对我们理解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的角色与地位把握传播互动的本质具有指导意义。但哈贝马斯的理论也具有一定乌托邦和改良主义色彩，具有一定的时代的和理论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