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投票结果让人错愕，别让意见环境遮蔽双眼

香港议会投票选举开始前，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从官方媒体到民间都是向好之势，“支持香港警察、反对暴力”成为我们的共识，仿佛建制派赢得众多席位已经注定一般，只差最后这个投票的形式，可今日早上的统计结果出来，所有的人似乎都傻了眼，建制派输了！而且是惨败！

提示：建制派支持政府，反对暴力，我们看到的支持警察的议员等就属于建制派，而泛民派则是主张“港独”，当前香港的暴力、还有各种问题与泛民派有关。

“为什么会这样？支持香港和平，反对暴力和动乱是大多数，扰乱香港的只是少部分，为什么最后的结果会变成这样？”

看到这个结果，是不是已经颠覆了你的逻辑和三观？明明电视、报纸、网络上，天天在说“扰乱香港的只是少数人？”有人自发在香港清理被暴徒设下的路障，和墙壁涂鸦，还有因此而殒命的“罗伯”，在医院正在被治疗的“李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最后宁可选择把香港搞臭的泛民派，而不支持建制派？

回溯历史，何曾的相似

我们不讨论政治上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只从传媒的角度来看：当前香港上演的这一幕，与几年前在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V.S.希拉里”出奇的相似。当初的CNN，《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对特朗普的竞选事宜和观点极尽刁难之势，结果总统大选结果出来，特朗普也是以压倒性胜利获得总统大选，只留下希拉里在幕后哭泣。当时，这一幕让所有媒体错愕，有媒体分析，并提出了“沉默的大多数”一词。

美国总统选举活动，作为传播学诞生的政治动因。历史上重大的传播现象和历史都与它有关，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伊利县的调查，提出了传播流、舆论领袖、既有政治倾向指标等，而麦库姆斯等人在总统竞选中发现了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等。即便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洗礼，这些理论在当前依然闪耀着光芒，对当前的信息传播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可惜的是，我们的媒体机构却总是依然寄希望单向的传播模式，大众传播机构似乎并没有将这些大众传播理论根据实际的发展活学活用，只是守着“议程设置”和“制造舆论”营造了一个又一个“信息环境”，给整个社会以错觉，这样的信息只会距离现实环境越来越远。美国总统选举如此，香港此次的暴力动乱不也是如此吗？长期的报道中，营造了一个香港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和平的环境，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支持国家团结统一的，可投票的结果却讽刺意味十足。

媒体如果本身的报道带有非常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甚至已经超过客观，那媒体所反映的舆论是否可以代表民意？这是每一个媒体都值得反思，也是我们从媒体获得信息后需要思考的问题。

媒体营造的“意见环境”在冲突的区域不是导致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而是现实的冲击和失落，特别是在面临信息不对称的不同区域，这种冲突尤其明显，最终打脸的是媒体机构，而在其中消耗的是大众传播的公信力。

意见环境的强大功能超出你的想象

作为看客的内地人，看着香港暴力的冲突从担忧、愤怒，到期待，直至选票结果公布，已经是麻木和失望。在长期浸淫在传播机构营造的意见环境中，我们曾以为大部分香港人不过是因为没有被媒体报道，不敢发声，但是选票结果说明了原来他们还在作壁上观，甚至也是暗中暴力纵容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可日益颓废的香港，特别是肩负未来香港建设的年轻人，何尝又不是在香港不良媒体长期错误报道，营造的信息环境下涵养教化而成。他们对内地的认知已经无法偏执来形容，那是一种几乎扭曲的印象。就连一些从内地申请到香港读书的硕士、博士，在香港生活几个学期后，思想都逐渐变得”绝对自由民主”。

新闻专业主义在香港、乃至西方资本主义媒体上成了一块贞洁牌坊，他们顶着客观、公正的名义，实则却在不断介入事件的发展，任意裁剪新闻，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本质在这些媒体的身上暴露无遗，他们依旧是大资本、大财团的权利代言人，从未改变。社会责任的不过是一种借口，自由主义的泛滥不仅伤害了香港这个城市，更让一个人从思想上为另一个国家服务，驯化成为一个个“新殖民主义”的奴隶。

概念：

1、信息环境

（1） 所谓信息环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构成的环境。

（2）对他的理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①构成信息环境的基本要素是具有特定含义的语言、文字、声音、图画、影像等信息符号。

②一系列的信息符号按照一定的结构，相互组合便构成具有完整意义的讯息，大部分讯息传达的并不仅仅是消息或知识，而且包含着特定的观念和价值，他们不仅仅是告知性的，而且是指示性的，因而对人的行为具有制约作用。

③当某类信息的传播达到一定规模时，便形成该时期和该社会信息环境的特色和潮流。因此，信息环境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是制约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

2、拟态环境

（1）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

（2）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的，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注意：香港问题可以作为案例，出现在考研中，但是没有大学会冒着政治风险出这个题目，但是会以另一种形式来讨论香港问题，即关于香港传媒的问题，涉及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社会责任理论等，都是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