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暴乱下的群体行为

2019-08-14 22:28:53 新闻与传播编辑

打、砸、抢、烧、装……，一群喊着需要民主的人群，却干着恐怖主义的行径，这些现象正在香港不断上演，香港新一代的年轻人正在陷入一群狂热的政治运动，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却如同丧尸般做着一致的动作：到处攻击他人，喊着不切实际的口号，枉顾当前的法令和法规，甚至对人命视如草芥。

那些带着口罩，挥舞着攻击性武器的人为何可以成群结队，形成一股恐怖势力？这些在高等学府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各类学生会主席的“好学生”，为何示威行为如此肆无忌惮？新闻与传播视角一起来看香港暴乱下的群体行为。

新闻与传播视角解读

群体行为，也被称为集合行为，这是新闻与传播中关于群体传播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香港此次的暴徒武装袭警、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就是从反对罪犯引渡条例开始，而这类诉求逐渐被别有用心的“港独”分子利用，进一步扩大政治需求，要求获得普选权力、赦免所有游行人员可能会被日后追惩的罪行等等，这也让暴徒行径不断扩大，越发肆无忌惮。

香港“暴徒”的集合行为的成因：

集合行为虽然是自发产生的现象，但它的产生却是有条件的，一般认为，其发生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1）结构性压力。在香港暴乱中，结构性压力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角度来看，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虽然汇集了全球的财富，却也是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的地方，看似具有高福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的高房价不断将年轻人推向焦虑、绝望的境地，一些年轻人只能过着“蚁居”生活，加之长期接受到“港独”等教育，当代的香港年轻人既没有国家的概念，又面临现实就业差、经济收入与物价不成正比的压力。

（2）触发性事件。发对修改罪犯引渡条例等声浪的高涨，反对派认为没有根据程序进行充分讨论，从最初的静坐示威到后面索取“普选”香港特首等诉求，最终演变成为今天的“暴徒”恐怖行为。

香港暴乱

（3）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香港的媒体的立场各有不同，媒体记者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枉顾社会责任，甚至成为支持“港独”、支持“暴行”的力量，这反而助长了香港的集合行为。从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出，一些身着黄马褂的记者在警察被殴打时站在一边，而当警察奋起反击时，则站在警察和“暴徒”之间，成为违法者的保护墙，而香港的一些媒体将此次“暴行”描述为“民主游行”，这些都导致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整个信息中缺少公正和客观。

香港暴徒行为的信息传播机制：

信息传播贯穿于集合行为的始终，并且受一些特殊传播机制的制约，这些机制主要在以下几种：

（1）群体暗示与群体感染让“不良思想”在香港年轻中散播。暗示指某种观点、情绪和行为不通过直接的说服或强制，而是经过间接的示意就被人接受；群体感染就足在暗示的基础上异常迅速地传递上述观念、情绪和行为。在香港闹事的年轻人中一致持有的口号就是民主，这类“民主”思想在群体中不断传播，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民主而战。尽管他们所做的行为完全与民主无关，甚至是一种暴行，但是这类“民主”思想成为群体行为的支撑。

（2）群体模仿和群体压力迫使人群抛弃理性，盲目顺从。根据8月14日《环球时报》报道，参加此次香港“抗议”活动某位女性因为是收了钱而参加此次活动，但是在参加活动中却被强制要求做各类抗议行为，当参与者要被放弃时却被威胁要曝光其资料。这类人在整个香港“示威”行为中并不占据少数，但是因为害怕被群体惩罚，他们不得不模仿群体其他人的行为，这种被恐惧操纵的行为，让违法行为不断扩大。

（3）匿名性让香港年轻人的暴行“肆无忌惮”。香港“暴徒”都有着统一的外形，黄色或者黑色的衣服和口罩，他们被统称为“黑衣人”，这种做法不仅仅是为了树立标志，而是将自己隐藏在口罩之内，如同古装剧的夜行衣，只要蒙住了脸，他们的身份就不会被发现，即便被偷拍也难易真实确认是谁。这种匿名性让他们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一种“法不责众”心理的支配下，作出种种宣泄原始本能冲动的行为。

（4）奇异的信息流。在集合行为中信息的传播会出现畸形，产生谣言和流言，这在新媒体泛滥的今天更为明显，谁都可以发布信息，并且根据自己的立场裁剪信息，如在香港“暴徒”的集合行为中，被西方媒体普遍描述为“民主游行”，将镜头对准受伤的“非法群体”，认为这是警方镇压，而在中国媒体在将镜头的对准警方，和受苦的普通民众。如8月14日环球时报记者在香港采访被打，国内社交媒体普遍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支持，而香港某些媒体和某些西方媒体则对此事未报道，或污蔑他是警察假扮的。